对科学革命、范式、科学共同体的再思考：以固体力学为例

开题报告：对科学革命、范式、科学共同体的再思考

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中系统地、独创性地对科学演进的过程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范式”概念。《结构》将“范式”定义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而这种“公认范例”可以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于是，科学演进的过程可以概括为：由建立在特定范式之上的“解谜”的常规科学，到出现既有范式无法解释或应对的反常，再到随反常现象而来的“显著的专业不安全感”从而引发危机，最终通过范式转换的方式完成科学革命，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被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这一概括以及背后的细节对科学工作者更好地认识科学发展以及在科学中自我定位起到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本文将结合《超越学科的认知基础》的课程，探讨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科学革命的过程与前后的科学知觉转变、新时期学科交叉环境下的科学范式、人在科学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行为准则。以上三条内容是基于《结构》中重要的概念：科学革命、范式、科学共同体的再思考。前两者聚焦于科学发展的历程，而后者聚焦于科学工作者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受到的影响。本文旨在从科学自身的发展和科学的参与者这两方面提出新的思考。

一、科学革命与科学知觉的转换

科学演进的过程中伴随着科学知觉的转换，尤其体现为科学共同体集体或其中有卓越贡献的个人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并且常规科学与渐进式的思维演变、科学革命与思维的跳跃往往有着良好的对应关系，如：《结构》中提到的天文学范式转变、王训教授讲座中提到的赵忠贤院士将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提升至超过麦克米兰极限，都是思维跳跃带来科学突破的范例。而另一方面，科学的演进，尤其是范式转换，也可以带来包括思维方式在内的科学知觉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几乎内化为新范式的一部分。库恩强调：“科学接受一个新范式之后，将产生视觉的、知觉的及其他心理的转变，已至会以与以前不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也可以说，生活于或工作于一个新的世界中”。例如《结构》中提到的：化学范式转变后，新范式下的化学家“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足以体现科学知觉发生的颠覆性变化。 对于今天的人类是否面对着新一轮的颠覆性科学革命，学界普遍的观点是：目前人类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而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严峻事实，因为这一现实将迫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而新的工业革命和经济革命必然以科学革命作为先导。而纵观当下世界，信息时代的全球信息的联通与共享、以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初见成效，不难预见新的通讯技术与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即将来临的科学革命的基本样貌。 回顾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其科学方法论从宏观来说主要由整体论和还原论这两种方法论体系构成，而整体论又随着西方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分析、还原科学的兴起而走向衰落。随着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还原论被近代科学视为一种万能的科学方法论用于刻画世界，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基于超越还原论的复杂性科学逐渐兴起，沉寂千年的整体论也随着复杂性科学而逐渐复兴。在这场变革中，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以及背后蕴含的全新思维方式，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大数据时代》的作者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而大数据时代的变革首先是思维变革，继而影响商业变革和管理变革。”同时他也指出了这种思维转变的核心特点：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取而代之关注相关关系,即只需知道“是什么”而不去关注“为什么”。这恰恰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思维惯性，具体还体现在：不关注随机样本，而是关注全体数据；不要求精确性，而是追求混杂性等等。由于大数据技术处理了所涉及问题的全部数据，这就使得整体论中全面、完整把握对象的思想有了完整的体现和科学的表述，而另一方面，对一个个具体数据的处理也部分应用了还原论中的方法。这也与过去科学中追求统一化、标准化的科学逻辑不同，人们无需再将问题在理论层面进行简化，把复杂、多样的东西首先通过还原论还原到一个基点，从而更加有助于科学工作者接近事实的真相。从科学方法论以及科学知觉转变的角度来说，即将到来的科学革命甚至要比以往任何科学革命来得更加彻底、有更深远的影响。

二、学科交叉与范式

上世纪后半叶起，新兴科学越发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特点，这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常规科学遇到的瓶颈。进入21世纪，交叉学科的迅猛发展正在为科学创新注入新的活力，也体现出科学向综合性发展的趋势。上至生物信息学、计算化学等已经初具规模的新型学科，下至迅速转化交叉学科科研成果的工程应用，如智能硬件、纳米材料等等，学科交叉带来的创造力可见一斑。在姚期智教授的第一次讲座中，他由自己从物理学研究转向当时新兴的计算机科学研究的个人经历，说明了多学科知识储备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物理方面深厚的专业基础，使他在进入量子计算的全新领域时可以游刃有余，不会过多地理论学习所困扰。而其引领的量子计算领域，相比传统计算在效率方面有巨大的飞跃，充分体现出学科交叉的强大能量。姚先生的经历也启示着未来从事科研的科学工作者，广泛涉猎各学科的知识，从而在学科交叉点发现更多创新的基点。而姚先生第二次讲座中对一代大师阿兰·图灵的介绍，亦体现出学科交叉与多学科知识储备的重要性。图灵先生青年时期接受的宽口径自然科学教育使得他可以在人工智能和数理生物学等多学科领域取得颠覆性的成就。

 交叉学科的范式，相较于传统学科的范式，或许具有更多的进步性特征。由于它承载于众多学科的底层逻辑之上，而每个学科发生的反常，都会对交叉学科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交叉学科更容易通过各种反常情形发现完善范式的方向。而另一方面，由于各学科的相互牵制，在一定程度上，交叉学科的范式转换更难完成。如果仅有底层学科其中之一的理论飞跃，则难以使交叉学科的范式产生革命性的发展。交叉学科范式转换应该是底层学科范式联动转换，全面进步的结果。

三、“人”的科学与科学共同体

科学归根结底是“人”的科学，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库恩在《结构》中也提及了很多关于人与科学关系的内容：“在范式确立前的科学模式中，科学团体缺乏共同的研究信念，不同研究者的工作要从奠基做起，选取的方法与支撑理论个人色彩强烈，科学工作者的著作多与其他学派的成员进行对话”；又如：“科学的改宗往往会受到很多非科学因素的影响，而其本质是社会中的人的影响”。《结构》中还界定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的工作者组成，他们受到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研究过相似的界定该科学学科界限的文献”从而，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都在科学共同体的活动的基础上展开，范式的概念也紧紧依附于科学共同体，库恩称其为：科学共同体“团体承诺的集合”、“共有的范例”。 朱邦芬教授的讲座中提到了一些学术共同体对其成员科学研究产生影响的例子，如：黄昆先生从黄方程的建立，极化激元概念的提出，到多声子跃迁理论的开创，其中反映出一个好的研究群体对其中个体成员发现和提出好的研究问题的启示作用；以及学术共同体的传承中，导师或前辈对后来者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思维风格，而非简单的知识传授。又以居里夫人为例，说明了个人的品格对其学术成就的影响。同时指出：“创造知识方面的缺陷往往源自学习知识时的一些问题，也受限于人格的养成。”由此，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通识教育的意义，通识教育所培养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对于未来的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如爱因斯坦所说：“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现代科学的两大基石：形式逻辑推理和实验检验均基于求真的要求并保证结论趋近于真实，因此，人作为科学的主体，必须有可以凭借的事物以限制所从事的科学的严谨与规范，于是，在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中形成了相应的学术规范与判断准则。在严格的规范框架下，对自然运行的个体观察才可以呈现给他人，并被他人独立判断其有效性之后转换为科学共同体的学术共识。因此，良好的学术环境应该具有这一特点：驱使科学工作者维护科研诚信并重视自己及团队的学术声誉。

学科演进的例子：弹性力学

“胡克定律”

弹性理论范式形成初期的工作是通过实践、探索弹性力学的基本规律。1678年，英国科学家胡克（Robert Hooke）在他的著名论文《恢复原形的或弹簧的势能》中用拉丁文“Ut tension sic vis” 首次阐述了“任何弹簧的力与它的伸长按同一比例增加，即力与变形成正比关系”的规律。[ 胡克提出该定律的过程颇有趣味，他于1676年发表了一句拉丁字谜，谜面是：ceiiinosssttuv。两年后他公布了谜底是：ut tensio sic vis，意思是“力如伸长（那样变化）”]紧接着，1680年，法国科学家马略特（Edme Mariotte）又独立地发现了这一定律，二人分别对自己的发现进行了大量的实验验证。在随后的三百多年中，弹性力学的几乎一切工作都在胡克定律的基础上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胡克之前，我国东汉时期的学者郑玄既提出过类似的规律。他在注释《考工记·弓人》中“量其力，有三均”这句话时，记录了以下文字：“假令弓力胜三石，引之中三尺，驰其弦，以绳缓擐之，一石，则张一尺”。这里的文字展示了古代中国人测量弓弩的刚度时所发现的“力与伸长成正比”的定律。然而，长久以来，这一规律仅仅作为生产生活中检验、制造的经验规则，并没有被人们深入地探究及验证，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即使十七世纪的胡克定律，也存在着一定的瑕疵。例如：1691年，在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和惠根斯（Christiaan Huyghens）的通信中，惠根斯透露其在重复胡克的实验时，仅当弹簧轻微伸长时，实验结果才与理论一致。事实上，最初的胡克定律未能注意到这种简单线性关系的适用范围问题，对于大变形或者塑性变形等各种几何非线性和材料非线性情况，力与变形便不再是正比关系。反常的出现，使得弹性理论范式不断被完善、发展。

柯西和纳维的奠基性工作

自胡克之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尝试建立研究弹性体问题的通用理论架构。这一阶段，人们还是主要使用粗糙的、不完备的理论来处理简单构建的力学问题，其中欧拉（Leonhard Euler）、伯努利（Bernoulli）等人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尤其在关于梁、板的理论方面。同时，数学工具的发展，使得建立弹性力学数学理论的条件已大体具备。十九世纪20年代，纳维（Navier）和柯西（Cauchy的工作，完整地建立了弹性力学范式的数学理论大厦。 1821年，纳维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他的论文《弹性固体的平衡定理与运动的研究报告》，在弹性体的分子理论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成就，在纳维推导出的各向同性弹性体的平衡微分方程中，利用他提出的假设来求物体的弹性仅需一个常数即可。[ ]随后，柯西综合了纳维的推导并研究了各项异性的弹性体，并指出：在最普遍的情况下，要决定物体的弹性需要15个常数。柯西更大的贡献在于他借鉴水力学中平面上压力的概念，引入了应变和应力，以代替个别质点间分子力的研讨。柯西本人利用这套理论研究过矩形杆件的变形，也为后来圣维南（Saint-Venant）推导出完整的棱柱杆扭转理论建立了基础。 柯西在1822~1828年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明确了如应力，应变，应力分量，应变分量等一系列概念，建立了弹性力学的几何方程、平衡方程、各向同性以及各向异性材料的广义胡克定律，从而打开了弹性力学向纵深发展的突破口。

线性各向同性弹性力学大发展

19世纪中叶，圣维南运用弹性力学的基本方程和他自创的半逆解法（semi-inverse method），奠定了柱体扭转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标志着线性各向同性弹性理论大发展时期的到来。利用半逆解法，只需假定位移和力的一些特征，就可以推断出这些量的其余特征使其能满足所有的弹性方程，并且运用该方法得到的理论结果与实验结果密切吻合，因此他本人断言:“凡是学过基本材料力学近似解的工程师都能用这个方法得出有实用价值的精确解来”。圣维南为弹性理论范式的完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至于在托德亨特（Todhunter）与皮尔逊（Karl Pearson）合著的《弹性力学史》的扉页上，都写有“为了纪念近代最先进的弹性学家圣维南，编者谨以编著此书的劳力奉献给他”的献词。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1881年，德国科学家赫兹（Heinrich Rudolf Hertz）解决了两弹性体局部接触时弹性体内的应力分布问题，1898年，基尔施（Kirsch）发现了应力集中现象……诸多理论突破解释了过去一些反常的实验现象，同时，新的理论也广泛地运用于解决工程问题，弹性力学得到了工程界的重视，在提高机械、结构等零件设计水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特征还有：发展了许多有效的近似计算、数值计算方法，例如著名的“瑞利-里兹法”。这一方法于1877年，由英国科学家瑞利（John William Strutt）在《声学理论》中首先使用，随后又被瑞士科学家里兹（Ritz）于1908年作为一种有效方法提出，它不光大大提高了弹性理论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推动了物理等其他相关学科中近似计算的蓬勃发展。

弹性理论的全新机遇

20世纪后，弹性力学的经典理论仍在不断完善，同时也被科学家作为探讨许多复杂问题的有效工具，出现了相关联的边缘范式和交叉范式。例如：考虑温度影响的热弹性力学，研究固体同气体、液体相互作用的气动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以及适用范围更广的各向异性和非均匀体的理论，非线性弹性力学等等。不同学科的紧密配合与联系正在为弹性力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新领域的发展，亦将直接促进相关工程技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