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ommensurability

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概念

库恩是在1962年出版的《利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不可通约性概念的 。当时他从数学中借用这个概念，是用来描述相继的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为了说明科学革命的显著特征是新旧范式不可通约。库恩着重从科学共同体和科学心理学的角度闸发了自己的观点：从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常规科学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与以前的传统不相容，而且二者往往实际上也是不可通约的；范式的改变使科学家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格式塔转换(革命前科学家世界的鸭子在革命后变成了兔子)，科学家在革命后知觉和视觉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新世界在各处与他们先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不可通约。也许是库恩在初始表述中直觉和隐喻起了作用，人们广泛地讨论了意义变化问题，但是却忽略了库恩谈论不可通约性的困难。

在上世纪60年代末，库恩在澄清别人对不可通约性误解的同时，已逐渐开始转向从术语分类学(taxonomy)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不可通约性的意蕴，从而把不可通约性与不可翻译性(intranslatability)等同起来。在1969年日文版的《结构》一书的“后记”中，尤其是在1989年写成、1970年发表的“对批评的答复”中，库恩就是这样做的。他明确指出：在从一种理论到下一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单词以难以捉摸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含义或应用条件。虽然革命前后所使用的大多数符号仍在沿用，例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其中有些符号依附于自然界的方式已有了变化。此时，无法找到一种中性的或理想的语言，使得两种理论至少是经验结果能够不走样地“翻译”成这种语言，因而我们说相继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

在1982年发表的“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文 中，库恩对他的不可通约性概念做了认真而深入的修正、阐释与发展。该文中的以下观点值得我们倍加注意。

局部不可通约性

库恩明确指出，等边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边长不可通约，圆周与半径不可通约，从而存在着没有公度(no common measure)的情况。但是没有公度并非不可比较。相反地，不可通约的量能够在任何所需要的近似度上加以比较。在用于科学理论展开的词汇表(vocabulary)中，不可通约性隐喻地起作用。“没有公度”的短语变成了没有公共语言。于是，宣称两个理论不可通约，就是宣称不存在能够把视为句子集合的两种理论毫无剩余或毫无损失地翻译为中性语言或另外的语言。出于同样的理由，在其隐喻形式中比在其本义形式中没有更多的使不可通约性意指不可比较。对两个理论来说是公共的大多数术语在二者中以相同的方式起的作用。它们的意义无论可能是什么都被保存下来，它们的译文只不过是同音词(homophonic)。只是对于小子群(通常是相互定义的)的术语和包含这些术语的句子，才产生可翻译性的问题。因此，两个理论不可通约性的主张比它的许多批评者所设想的更有节制，这种受限制的不可通约性称为“局部不可通约性”(local incommensurability)。库恩强调指出，跨越理论变革保持其意义的术语为差异的讨论和为与理论选择有关的比较提供了充分的基础，它们甚至能够为从中探究不可通约术语的意义提供基础。

翻译不是诠释(interpretation)

虽然实际的翻译常常或者也许总是至少包含小的诠释，但是诠释作为一个过程毕竟与翻译不同。关于翻泽，库恩认为：翻译是懂得两种语言的人所作的事；用来翻译的语言在翻译开始之前就存在，也就是说，翻译的事实并不改变词或短语的意义；译者要系统地用另一种语言的词或词串代换给定文本中的词和词串，从而形成在另—种语言中等价的文本，注解和译者序不是译文的部分，完美的译文不需要它们。至于诠释，库恩认为这正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实践的事业。诠释与翻译的不同在于：诠释者起初可以只要求一种语言；如果诠释者成功了，则他便学会了那种语言；即便诠释成功，那种语言也不见得能翻译成诠释者自己的语言；利用诠释，诠释者可以找出并理解无法用诠释者的语言翻译的字和词。

例如，在18世纪的化学中，phlogiston(燃素)有时被作为“从正在燃烧的物体释放出的物质”，有时被作为“金属化的要素”(metallizing principle)，有时还用其他说话风格提出来(它减小了空气的弹性和维持生命的性质等)。而且，与phlogiston有关的dephlogisticated air(去燃素空气)有时指称氧本身，有时指称使大气丰富的氧，phlogisticated air通常指氧被除去的空气，它们都是用来传达18世纪化学家的信念的方式。在现代化学中，phlogiston完全消失了。Principle（要素）失去了纯粹的化学意义(在18世纪的文献中，phlogiston被视为principle之一)。element(元素)成为同音异义词，而它在18世纪文献中包括碳、硫黄、土和空气，它更多地像现代短语“凝聚态”(state-of-aggregation)起作用，也像现代术语“元素”(element)起作用。显而易见，这些术语不可能被现代词或短语的某些组合所代替，它们以及由它们所陈述的文献是不可翻译的。而且，这些术语构成了相互联系或相互定义的集合，必须作为—个整体来使用和获得它们。只有如此，人们才能理解18世纪的化学是什么：它大大不同于20世纪的化学：不仅在就实物和过程所说的东西方面不同，而且在构造和划分大部分化学世界的方式上不同。这些词汇是不可翻译的，历史学家不得不发现或发明它们的意义，以便提出他们赖以工作的可以理解的文本，诠释就是这些术语的用法被发现的过程。

翻译的不变量(invariant)

不同的语言给世界强加了不同的结构。一个指称术语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问典(1exicon)网络上的一个网结，由此辐射出人们在鉴定网结术语指称对象时所用准则的标记。这些准则把某些术语联结在一起而远离其他，从而在词典中建立起多维结构。这个结构映照出能够用这种词典描述的世界结构的诸多方面，同时也限制了可借助词典来描述的现象。在这里库恩提请人们注意，同源结构（homologous structures）即映照同一世界的结构可以利用不同的准则联系的组合而形成。这样的同源结构维持的东西是世界的分类范畴(taxonomic categories)和它们之间的同异关系(similarity／difference relationships)。语言共同体成员具有的是词典结构的同源，词典的准则不必相同，但分类结构必须匹配。翻译的不变量正在于此。也就是说，相互可翻译的语言的说者不需要共同具有术语，但一种语言的指称表达必须能够与另一种语言的共同指称表达相匹配，这些语言说者们所使用的词典结构必须是相同的，不仅在—种语言之内，而且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也是如此。总之，分类学必须保持，以便提供两个共同具有的范畴和它们之间共同具有的关系。若情况不是这样，则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翻译行不通的地方，交流仍可进行，这就需要十分不同的诠释过程和语言习得。

库恩就这样把不可通约性局域化'，并把不可通约性等同于不可翻译，分析了不可翻译的原因所在，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诠释达到相互比较和相互交流。在1987年著名的三篇一组的希尔曼纪念讲座 中，库恩认为，不可通约性观点在其实质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得做显著修正。他承认他把向前运动的科学家的经验模式化了，过分接近向后运动的历史学家的经验。第一，历史学家一般用一次跳跃包含在历史上以较小的步骤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第二，正是(科学家)群体恰好向前运动，而个人(历史学家)则向后运动，相同的描述术语不能无批判地用于二者。例如，个人能够经历格式塔转换，但把该经历赋予群体则是—个范畴错误。库恩在这里借助历史学家的经验，重新引入了不可通约性概念：不可通约性意味着没有公共词典、没有术语的集合能够充分而准确地陈述两个理论的所有成分。他觉得用蒯因的隐喻(不可翻译)代替他的隐喻(不可通约)更合适，认为通常不可能用目前使用的术语代替古老文本中的术语，使得如此形成的每一个陈述的真值能够恰当地适用于它的原来的真值。库恩还进一步阐述和扩展了他的观点。他指出，语言塑造世界是通过范畴分类、同异关系对世界进行分割的结果，每一种语言形成的词典都通向一组可能世界或可能世界的集合；部分的可翻译是存在的，但是词典的结构差异妨碍了保真翻译(truth preserving translation)；在翻译失败之时，由于桥头堡(一种词典的分类范畴能被另一种词典的分类范畴覆盖)的存在，从而保证了词典的习得。

其他

库恩在文献中认为，他和费耶阿本德是在印刷品中首次(1962年)使用“不可通约性”术语的，国内外学术界也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1爱因斯坦“自述”(1946年写成，1949年发表)中在淡到科学理论评价的“内在完美”标准时说，理论本身的前提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简单性”是一种“不可通约的质的相互权衡” (英译文是 reciprocal weighing of incommensurable qualities)问题。爱因斯坦用该词所指虽与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则是相关的，而且在科学哲学文献中的使用显然早于库恩十多年。

库恩还认为他和费耶阿本德采用“不可通约性”术语是独立的：“我记不清他是在我的手稿中发现的，还是他告诉我他也使用了它。”“我使用这个词比他广泛，他对该现象的要求比我范围更广，但我们当时的重叠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