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范式沿革

开题报告

时至今日，大部分人对于传播学的印象更多地来源于身边丰富多彩的传播媒介。从传统的图书报刊，到近世的广播影像，再到现今的移动互联网络，传播媒介的发展带动了传播学的演进，使之与大众生活和人类命运的联系日益紧密。本项目将基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的概念和范畴论的基本思想梳理传播学从19世纪以来的发展脉络，讨论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演进，并对传播学的未来发展道路进行前瞻性的思考。

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传播行为，而传播行为由人（传播者和受众）及传播媒介构成。人是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函数，穿透由人、社群、地域、国家乃至民族等多层次社会系统的传播媒介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函子，不同传播媒介之间的互作和相互比较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自然转换。

传播学发源自19世纪三位思想巨擘的理论成果，他们分别是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达尔文提出了非语言传播理论，其核心观点是通过对动物、婴儿、精神病人情感表达的研究，来探索非语言表达情感领域。这一理论被称为大众传播学的思想先驱，之后通过芝加哥学派注入传播学的主流学派。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由于社会习俗、法律道德而压抑于心灵深处的欲望和动机，构成了人的潜意识。这一理论影响到了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斯维尔以及帕洛阿尔托小组等。马克思提出精神交往理论，他把大众传播活动纳入到了整个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活动中理解。这一理论被法兰克福学派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结合，形成了批判传播理论。除此之外，马克思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启发下，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也对传播学发展有着重要启发性作用。从现代传播学的范畴来看，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侧重于对基本对象本身包蕴的信息进行更细致的讨论分析，而马克思则侧重于从函数层面分析传播行为。

随着20世纪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传播学依次诞生了三大主流范式——经验主义范式、技术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经验主义范式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府对于政治宣传的考量而诞生，注重实验的方法，关注传播行为的群体效应，侧重于从函数层面分析传播行为。技术主义范式伴随着收音机、电视等时新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而诞生，着眼于媒介在传播行为中的作用，侧重于从函子层面分析传播行为。人本主义范式伴随着冷战结束和大众传媒市场的复苏而诞生，回归人性，探讨个人的复杂思想行为对于传播行为的影响。其研究方向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上研究自然转换，主要是快速变化的媒介与传播效果的互作，微观上对作为基本对象的“人”本身进行深入开掘，研究人的精神因素（价值序列、宗教信仰、公序良俗、社群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等）对于传播行为的影响。

传播学范式变革历程

传播学三大源流

传播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其中欧洲三大源流是经研究者们追溯分析而普遍认同的起源。但是这一时期传播学并未完全形成，可以归类为前范式时期。接下来本文分别通过传播者、受众和媒介三个角度对这个时期进行概括与分析。

传播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这三大源流本身和其推动学派。三大源流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和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达尔文提出了非语言传播理论，其核心观点是通过对动物、婴儿、精神病人情感表达的研究，来探索非语言表达情感领域。这一理论被称为大众传播学的思想先驱，之后通过芝加哥学派注入传播学的主流学派。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由于社会习俗、法律道德而压抑于心灵深处的欲望和动机构成了人的潜意识。这一理论影响到了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斯维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78）以及帕洛阿尔托小组等。马克思提出精神交往理论，他把大众传播活动纳入到了整个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活动中理解。这一理论被法兰克福学派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结合，形成了批判传播理论。除此之外，马克思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启发下，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1]，也对传播学发展有着重要启发性作用。

从受众的层面来看，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主要分为人类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矛盾的加剧这两点。这两点从主观和客观上影响到了人类即广大受众的传播需求。对于人类思想的解放，首先是15世纪到17世纪活跃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人类开始追求人生的乐趣，但这与天主教主张相违背，于是学者通过人本主义的方法，解放人类思想。其次是18世纪，大学教授内容发生变化，标志性事件是1737年德国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建立。此前的大学大多由教徒建立并传授教义道德，而此后的大学成为了教授们发现知识并传授的地方，这使得民众可以公平地接受教育并产生独立的思考。而在19世纪，由于民众对于资产阶级的不满，诞生了追求理想国的浪漫主义以及追求实在利益的现实主义，推动了思潮发展。对于社会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点影响因素，首先是教派分化，教派分为很多种小教派，并且民众不再像之前那样信奉同一教义。其次是阶级分化，当时的中产阶级生活充裕并且从物质和精神上都追求精致[2]，而无产阶级连饮食都很差，这就导致了两个阶级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些矛盾的产生，各种斗争运动开始兴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为女性追求益的女权运动和选举权运动；以及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抗争[3]，其中最著名的是欧洲三大工人运动。而当发生战争或者领导者需要宣传自己的思想时，传播就变得更为重要。

从媒介的角度来看，传播学的兴起主要受到传播技术的变革和传播手段多元化两个角度的影响。首先是传播技术的发展主要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影响[4]，在1814年德国人发明的滚筒印刷，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19世纪前人类交通依赖马车和帆船，而19世纪人类发明了火车和蒸汽轮船，为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除此外还有电报的发明和横跨大西洋的电缆搭建，连接了东半球和美洲。其次传播手段在这一时期也变得多元化，最重要的是大众报刊的起步，这些报刊不仅有各政党对自己的宣传，还包括了其他很多板块，内容上也通俗易懂，丰富了下层民众的视野。除此之外，早期通讯社的建立，电影和广播的发源，也大大推动了传播的进行。

三大经典范式之一：经验主义范式

经验主义范式是现代传播学诞生的第一个范式，它在20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起源，主要得益于社会科学芝加哥学派的兴起。此外，由于二战的爆发，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了政治宣传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对传播学理论与实验研究的重视程度。经验主义范式遵循的思想基础是实证主义，它强调以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对待其研究对象，是还原论思想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外延。拥护经验主义范式的研究群体，又称传统学派。他们基于对传播者和受众的一些简单假设，通过大量的实验和统计分析，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在经验主义诞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有四位杰出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78）、勒温（Kurt Zadek Lewin，1890-1947）、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和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1901-1976），他们对这门学科做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贡献。

拉斯韦尔关注传播现象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界的研究，并致力于填补学科之间的空隙。一战期间，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宣传攻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使拉斯韦尔对政治宣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考察传播行为的过程，提出了现今广为人知的“传播五要素”：传播者、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亦称“5W”要素，即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领域。同时，拉斯韦尔在具体研究政治领导人自传的传播效果及盟军在轴心国军队之间进行战争宣传的效果时使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论，具体而言指将讯息内容分类，通过测量其中某些变量来考察其传播效果。虽然在传播效果的具体数据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欠缺而难以获得，但这并不妨碍拉斯韦尔将其工作从纯粹实证主义的模式扩大到解释主义的范畴，并使内容分析成为一种至今仍在使用的分析手段。

勒温曾经是一位物理学家，后来转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他致力于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由此创建的群体动力学对传播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勒温194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将群体动力学表述为群体对于不断变化的环境采取行动的方式。应用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格言，勒温写下了B=f(P,E)的交互论方程，用以解释群体成员的个人特征（Personality）和环境因素（Environment）对于引发行为（Behavior）的影响。这一观点很快得到了主流社会学和心理学界的支持，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在咨询心理学、商业界、工业界等的研究和工作中。勒温主要关注的传播环节是传播者，他对传播学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关人”理论。他认为，在信息传播的渠道中，存在一些担任“把关人”角色的个人或机构，他们可以选择性地过滤接触到的信息，从而控制整个传播过程。

霍夫兰是一位杰出的实验心理学家，他更加关注传播的效果研究。他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传媒的效果是较为有限的，不同的传播发生和传播策略对不同的人群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一理论后来被称为“有限效果论”。据此，他致力于研究如何提升传播的效果，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在研究弗兰克·卡普拉的短片《Why We Fight》在军队士兵中的传播效果后，霍夫兰首次提出了“睡眠者效应”（sleeper effect）,该效应指当人们在接受一个有说服力的信息和一个负面提示时，相较于单纯接受有说服力的信息，人们对该信息的长期态度会显著改善。

拉扎斯菲尔德一位重要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他对传播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受众层面。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二级传播理论”。在1940年总统选举期间，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受众调查。通过调查结果他发现，大众传媒的作用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大。那些在小群体中拥有较高声望的人左右着人们的观点，这些人被称为“舆论领袖”。信息由大众传媒传播给舆论领袖，再由舆论领袖加工后传播给普通受众。这一过程被拉扎斯菲尔德称为“二级传播”。

作为自然科学向人文科学渗透的典型案例，经验主义范式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一些缺陷，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机械主义的观点，把人当作研究的手段而非目的。（2）认为人是一成不变的。（3）认为人类行为是相似的，忽视了人的个性。（4）认为人是价值无涉的，然而现实中的人并非总是绝对理性。总而言之，传统学派所作的假设过于简化，忽略了人和社会活动的复杂性。随着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范式的存在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在经验主义范式的指导下，传播学的主要研究手段逐渐成型，同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这一范式存在许多缺陷，但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经验主义如今仍然在传播学界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三大经典范式之二：技术主义范式

经验主义范式认为媒介只是一种中立的工具，而技术主义范式更强调技术作为媒介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中介与连接作用。它认为当媒介技术成为社会主流形态时，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技术的发展必然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故而，媒介技术不仅改变着传播途径的形式，还决定了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

对技术媒介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的帕克(Robert E Park, 1864-1944)和米德(George Hebert Mead, 1863-1931)。在《物理学与社会》中，帕克认为物理学延伸与拓展了传播的手段，体现出一种技术主义的倾向。但技术主义范式的产生与兴起主要受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一战时，由于报纸、传单和广播等广泛应用，战争的传播宣传成为影响战争主要因素之一，政治主导者开始关注对于传播中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美国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和消费主义融合发展，媒介研究主导范式的意识形态框架形成。20世纪40年代，处于二战时期的美国社会动荡不安，民主制度受到动摇，一些学者企图通过对媒介效果研究寻求救助美国的方式，媒介技术主义萌芽，开始走到历史前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麦克卢汉强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媒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媒介技术主义范式开始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村的概念逐渐成为现实，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飞速发展，数字技术媒介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愈发凸显，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主义范式逐渐发展并完善。历史发展过程中，媒介技术在传播学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地位愈发提高，技术主义范式在传播学中的主流地位也逐渐确立。

技术主义范式以唯技术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媒介技术作为研究对象，呈现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并存的特点。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发展最终会脱离人类的控制，威胁国家社会安全。与此相反，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的发展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实现社会的进步。技术主义范式在传播学中取得研究成果主要是不同的研究学者提出的有关相关理论与概念及所著书籍。

伊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等都是技术主义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中的重要人物，产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成果，推动了技术主义范式的发展与完善。伊尼斯著有《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媒》等，他主张所有的媒介都有偏向性——时间与空间偏向性，而占支配地位的技术是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中心。麦克卢汉强调媒介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决定动力，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并提出地球村、“冷”媒介与“热”媒介等概念。梅罗维茨提出媒介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环境变化，进而导致人类行为变化的观点。

由于技术主义范式过度强调技术的重要性，忽略了人（传播者和受众）在传播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在传播中的主动性，它的这些缺点也在技术主义范式的不断发展中显现出来。

三大经典范式之三：人本主义范式

技术主义范式将研究主题界定为对传播媒介的研究，忽视了传播活动的本质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忽略了对人本身及其主体性的研究；而经验主义范式虽然将研究主题界定为传播者和受众的关系，但其运用的实证主义方法忽视了人的个性和可变性，将人视为价值无涉的个体，抛弃了对人类本身的价值关怀。而且其采用的机械主义观点将人视为手段，将传播视为说服和利用人的工具，仅仅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原本生动鲜活的普罗大众仿佛沦为了为传播者所操纵的提线木偶。旧范式中的固有缺陷迫切呼唤着一场人本主义的范式革命。

早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曾提出过对于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范式的批判。对于经验主义范式，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了其价值无涉的基本假定，并将传播视为具有内蕴的不平等性，充满冲突和妥协的场域。对于技术主义范式，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其对于社会文化背景有欠考虑，并在研究中注重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以宏观视角看待传播学课题。然而由于研究概念的模糊性和研究体系化程度的欠缺，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并未被主流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本主义范式产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主要有三点。首先，冷战结束后，大众传媒市场蓬勃发展，意识形态斗争不再是大众传媒的首要主题，大众精神上自我满足、自我愉悦、自我提升的诉求日益凸显。其次，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动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拥抱全球化潮流，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发展高质量经济、增进国民生活福祉成为各国为之奋斗的首要目标，世界范围内文化娱乐产业欣欣向荣。其三，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信息技术加速迭代，凭借其惊人的信息集纳、分析、整合、传播的能力在全世界迅速推广开来。一方面，信息传播更为快捷便利，另一方面，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得以形成双向交互，这些因素都使得传播过程中行为人个性的影响愈发显著。

在当下，人本主义范式的核心研究对象是传播者和受众在文化层面的交互。此处的文化泛指对传播过程产生影响的族群性精神因素的总和，包括价值序列、宗教信仰、公序良俗、族群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等等。研究方法层面，人本主义范式拒斥通常采用的大样本方法，而是采用非结构化的田野调查，即设计内容详尽、层次丰富的问题对少量具有代表性的被试者进行测验，在整体把握和定量统计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不同文献对此称谓不同，有研究者称之为民族志研究方法，也有研究者称之为Q方法论。

人本主义范式研究的发展历史较短，重要人物不多，主要包括美国的詹姆斯·凯瑞和我国的胡翼青两位学者。詹姆斯·凯瑞建立了传播的“仪式观”理论。他指出，如若将传播视为信息的物理传递过程，则传播过程追求的是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影响和改变受众的态度。而“仪式观”理论从文化的角度将传播活动视为不同形态的符号被赋予意义、推广使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群体认同得以被建立和表达。胡翼青则提出了“信息人”的概念，“信息人”指行为主体主观能动地追求信息获取、使用及交流过程的最优化，借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在此基础上，他借鉴了信息论和复杂性科学的基本理念和研究手段，以新颖的角度揭示了传播过程中人与信息的互作情况。

当然，由于发展时间有限，目前的人本主义范式尚存在一些理论缺陷，如研究核心有待进一步明确、研究方法论中需要考虑定性和定量方法的取舍，等等。但人本主义范式综合考虑了人的主体性及人与文化、人与社会的交互，相较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范式拥有内在的优越性，倘若能进一步发展完善，相信假以时日，人本主义范式定能成长为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

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学范式革命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新阶段。站在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新媒体的诞生重构了信息传播的边界版图、运营模式和整体生态，势必要求当今时代的学者以全新的范式、框架和逻辑开展研究。本段论述试图从重新思考和定义新媒体时代的“媒介”出发，厘清未来传播学范式变革的基础、方向、整体框架和具体路径。

对传播学核心概念“媒介”的再思考

我们先来思考“媒介”和“新媒介”的概念。历史上的三种主流传播学范式，通常把媒介看作物理意义上的、从经验上可感知的工具——它是机器、是渠道、是技术，是一个纯粹的客体和显现的实在。但在技术革命引发传播生态大变革的当下与未来，在基于社交链条、智能算法、NLP框架下的人工智能写作和虚拟现实场景的信息流中，媒介的存在方式越来越“化实为虚”，并且也很难区分出何者为“客”、何者为“主”的角色边界。这种虚拟化、去客体化的媒介形式，将日益成为传播媒介的主流存在，“媒介”的传统定义已经显得僵化和过时。

如何重新定义“媒介”以及“新媒介”？技术主义范式代表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为重新理解媒介提供了有创见的思路。在麦克卢汉看来： “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者说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是要在我们的事务当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任何媒介或者技术的‘讯息’都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这就意味着，媒介是人感知和体验外部世界的“中介”，即“连接者”，它主要不是指器物本身，而是指由其关联起来的全部关系和意义的总和。从本质上说，任何一种媒介技术都是对于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构造，人的任何社会关系的发生、维系与发展都依赖于作为中介纽带的媒介。因此，人类社会的一切媒介，本质上是其社会关系的隐喻，它构造了社会，而其任何意义上的变化与迭代， 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引发和促成社会的变革。

超链接（Hyperlink）的发明者Ted Nelson对于自己世界观的一番精彩阐述对于我们理解新媒介的概念和作用同样大有帮助。Ted在接受采访时提到，“……The world is a system of ever-changing relationships and structures struck me as a vast truth, so interconnection and expressing that interconnection has been the center of all my thinking.”将对传播媒介的认知由传递信息的工具转变为事物之间关联的纽带（interconnection）可以大大扩展媒介概念的外延。人们身边的任何一个客观存在的物体（一套集成电路、一间工作室、一个液晶屏幕etc）都可以传递信息，但它们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成为媒介的，它们成为“媒介”的关键取决于它们所关联的社会要素对于此场景下的人的重要程度，以及此人基于这种认知基础上的决策。而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处理的算法恰恰将所有这些内外部关系关联起来（即形成Hyperlink），进行重要程度评价，并成为帮助特定场景中的人选择与决策的“中介物”（即媒介）。

在未来的媒介发展中，媒介不再是一系列固定的“实体”，而可能是由与人相关的大数据与智能算法编织起来并赋予某种权重的一种关系“网络”，是一个复杂系统。这一新的复杂的关系系统在改变传播领域现状的同时，也在重新构建起一套全新的传播规则，让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透过这套规则重新审视、体验和创造这种全新的传播。微观层面，人要在媒介的世界中认识自己和数字世界的区别和联结，把握自己在现实环境中的主体价值，将人的价值与伦理赋予到新的媒介版图之中，实现人与技术的共生发展；宏观层面，社会将大数据和智能算法作为社会连结的基础和新媒体时代的“新基建”，进而通过一系列决策和判断调适价值、形塑认知、架构关系、整合社群。从微观层面上对于人的重建，从宏观层面上对于社会运行的重构，这两者的相互交织组成了新媒介版图构建的未来蓝本。

未来社会的“微粒化”、“机器赋能”和“媒介化”

如前文所述，传播媒介在任何意义上的变化与迭代，都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引发和促成社会的变革。新媒介的诞生，会以新的连接、新的标准、新的对象和新的尺度构建新社会。具体而言，新媒介对于未来社会建构的三个显著效应分别是“微粒化”、“机器赋能”和“媒介化”。

微粒化

伴随社会传播技术门槛的下降与传播工具的普及，个人作为传播的主体有机会直接成为社会资源的接触者和操控者，进而将原有的以单位（机构）为基本运作主体的社会构造裂解为以个人为基本运作主体的“微粒化” 社会，并在此过程中释放磅礴的舆论力量。

连接是新媒介改造世界的基本逻辑和赋能赋权的力量来源。连接的基础性资源是关系资源，互联网世界的影响力与组织力直接取决于行动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激活、调动和整合关系资源，也就是说，“关系赋权”成为了一种新的权力机制。所谓关系赋权，即在嵌套性关系网络中，个体力量在无限连接中聚合、放大、爆发，其具体机制类似于核裂变中的链式反应，进而为社会中相对无权者赋予话语权和行动权。同时，新媒介提供了全新的传播尺度（如视频、VR/AR等），前所未有地降低了人们成为传播者、参与社会表达的门槛，使过去不常见到的亚文化社群得以完成其表达空间的释放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如二次元社群等）。这意味着，社会信息结构已经从过去的科层制社会的“串联”模型转变为扁平化、分布式的“并联”模型。因此，如何处理好圈层、社群之间的横向沟通，增强良性互动，便成为传播在社会发展之中需要承担的重要使命和传播学新范式的重要课题。

机器赋能

在可预见的未来，强人工智能诞生之前，传播场域（主要是网络社区）中除了存在着众多来自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类群体，还将活跃着大量功能、地位、目的和职责彼此不同的机器人群体。人类和机器人均可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和受众，在讨论、斗争、妥协和配合等一系列行为中维护和发展网络社区。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机器人会被人类管理者和平台设定严格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依赖虚拟空间软硬件赋予的“生理”权能、平台和设计者赋予的“身份”权能，机器人在生产、保存、分类、分配内容的过程中，会在网络上留下专属的认知记忆和经验，并在此过程中消解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认知。下面我们依次讨论机器人被新媒介赋予的两重权能。

其一，“生理”权能。与人类需要饮食、排泄、睡眠等生理特征不同，由数据集和程序脚本构成的机器人并不需要新陈代谢。理论上，只要服务器一直运作，机器人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也就是说，在虚拟空间，机器人在时间和体能上拥有比人类更大的优势。依靠其不知疲倦的“生理优势”，机器人可以深刻介入群体性话语生产过程，并影响群体话语交互的结果。例如，在维基百科编辑社群中，人类用户分裂成对立的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支持使用平台系统提供的签名按钮签名，另一个群体则反对使用平台系统的签名按钮。而机器人hagermanbot在机器人创建者、机器人审批委员会和一部分强烈支持机器人的人类账户的支持下，助力于支持签名的群体，对抗着反对签名的群体。

其二，“身份”权能。“机器人”一词来源于人类基于物理空间的机械对虚拟空间的隐喻认知，它不仅依赖于机器硬件和移动设备等基础设施，还依赖于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等无形的软件系统，此外还被设计者或平台预先嵌入了一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权力架构。籍此，机器人可以在网络社区中获得职能身份和表达身份。

所谓职能身份，是指平台在综合考量机器人的功能和预置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后所赋予机器人的具体权能，介于管理者和普通用户之间。以维基为例，维基社区总共有47种编辑权限，如删除、编辑半保护页面、查看隐藏的过滤器日志条目等。这些权限根据种类和等级的不同被分配到30个不同的用户群体，比如匿名用户、注册用户、管理员、行政员、机器人和创始人等。机器人的编辑权限仅次于管理员和行政员，高于普通的注册用户和匿名用户。比如，当维基百科条目发生大规模编辑战的时候，为了让各方冷静，管理员会临时把该条目提升为半保护页面，这时编辑少于一定次数的注册用户和匿名用户将无法对该条目进行编辑，而机器人却可以不受影响地对该条目进行编辑。

所谓表达身份，则是指机器人预置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对平台传播场域的塑造作用，有时这种塑造作用还会与人类的塑造作用产生互作。同样以维基为例，维基人共同信奉着五大价值支柱：（1）维基百科是一部百科全书；（2）维基百科采用中立观点；（3）维基百科内容开放版权；（4）维基人以礼相待、相互尊重；（5）维基百科不墨守成规。在这五大支柱中，第5条支柱最能体现维基的灵活性，意思是维基支柱所蕴含的精神比字面措辞更为重要。显然，第5项支柱只适合于人类，却不适合机器人。从维基机器人的准入门槛来看，维基机器人脚本程序的编纂必须参照维基社群共同制定的方针和指引。然而这些方针和指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可以不停被维基社群用户讨论，随着时间、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它们之间还是彼此冲突的，并可以在编辑过程中，被维基用户根据具体语境挑选使用。而机器人缺乏这种灵活性，它们常常将各种可变化、可选择的方针政策固定为脚本程序。而通过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方针， 机器人进一步获得了类似平台管理者和服务器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即使明知机器人对方针执行得太过机械，人类用户也常常无法就这点在讨论区和该机器人进行讨价还价和对话交流。

媒介化

所谓“媒介化”，就是以媒介的逻辑重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媒介已经不仅仅是架构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而且已经成为重构社会生活的“催化剂”。互联网平台之于社会的最为重要的价值作用，就是它一改过去传播只局限在内容传播的狭隘领域的现象，将传播机制、传播模式的作用极大地拓张到社会生活的全领域，进而引发了千行百业的“媒介化”进程。“媒介化”进程其实就是指我们的政务、教育、服务、商业等等各行各业，通过新媒介的传播机制、传播规则、传播逻辑与模式在线上进行重构， 构造出了一系列新政务、新商业、新教育、新健康和新服务等等（其原型可以参考过去几年间火爆的“互联网+”概念，未来还会有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的风口）。这是所谓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整个社会发展当中一个现象级的趋势潮流之所在。新媒介则为各行各业的“媒介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性建设平台，并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基础性组织者的角色和作用。这就是新媒介为我们社会的未来发展所提供的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

以回归人本为路径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重新发现”了人在传播中的主体地位。这就好比经验主义范式认为人是彼此相似、价值无涉的，只关心作为抽象的“人的集合体”（群体、机构、或阶层）中的人，缺乏个性、缺乏感情、缺乏生活的质感和具体的场景还原。即使到了互联网时代，传统主流媒体在解决媒体融合问题（即媒介的概念性转变）的时候，基本上都不是从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点——即“用户使用和消费传播的方式所发生的革命性改变、传播生态的深刻变迁所造成的市场特点与传播逻辑的改变”入手来组织和实施媒体融合的战略与顶层设计的，这显然不符合新传播逻辑的要求。

纵观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智能化、虚拟化技术革命的发展，其一以贯之的底层逻辑就是为每个在传统社会的普通人赋能赋权，并强化人的主体地位——使人的意志与情感及其关系成为一种重要的线上力量的源泉，使人的社会资源的调动禀赋不断增强、社会实践的半径不断扩大。换言之，“微粒化”社会的形成，使人成为传播学理论与实践无法忽略的关键性存在。因此，从人本主义范式的观点出发，未来传播学的发展路径将回归人本，以人的尺度、人的需求、人的发展、人的实践半径的扩张作为其核心逻辑。

1、人在本质上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非理性的作用机制将成为理解未来传播的重要命题

在经验主义范式和技术主义范式中，非理性因素长久以来受到否定或忽视。其实，非理性不等于反理性，而是强调理性的有限性和非理性的不可替代性。具体而言，非理性根据其驱动力不同可划分为价值（价值观、身份认同）驱动、情感驱动和传统（习俗、惯例）驱动三种类别，三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有重合之处。我们在对于网络时代新传播的认识和把握中，决不能忽视非理性因素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通过情绪共振、价值互作等方式实现跨越圈层的心理连接和社会认同，以及非理性要素在社会实践中的创新引领作用等。

非理性对于传播的作用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人天然地具有形象的“偏好”，感知觉与表象在人们认知认同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感知觉所具有的简单性和意义性使得信息可以跨越种族、文化和语言进行传播，因而在跨文化、跨阶层、跨政党等传播领域中，相较于理性的陈述与分析事实，一幅寓意丰富的漫画、一个画面吸睛的视频，或是一段AR/VR映像显然更加直接有效。或许是表象比复杂概念更易于在一般人群中理解和传播，商业广告通常采用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广告词和引人注目的宣传视频；一众演说家、政治家也喜欢通过给他人营造可想象的意象，而非抽象性的术语或政策等来获取理解和支持。

（2）非理性因素常常起到沟通和说服中的“桥梁”作用。在非理性叙事过程中，“说服者”常常是通过特定的行为、表达仪式或符号话语诱发受众或受众间的情绪共振和价值认同来达到说服目的的。举例来说，视频网站中的用户可以通过发送带有特定意义的弹幕、评论和表情包（符号话语）与具有特定身份认同（如明星粉丝、番剧迷、游戏玩家）的用户群体产生情绪共振，进而达成其传播效果；爱国人士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上街拉爱国横幅、唱国歌（表达仪式）与具有民族认同的香港民众产生价值认同，进而达成其说服目的。

（3）非理性因素可以从生理机制上加快被传播信息的加工处理。现实中人们对非理性情绪，如恐惧、愤怒等负性情绪反应更快，这是因为在大脑的信息加工过程中，负性情绪可以通过一条“快速通道”(低通路)来介导行为，从而保证人类在面对威胁时能尽快做出相应的处置。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利欲熏心的商人喜欢用恫吓及包治百病等非理性话术给老年人推销保健品，其利用的就是老年人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而老年人选择相信和购买保健品（也就是积极面对这一威胁性事件，采取防御行为）。尽管利用“快速通道”进行非理性表达能获得更好的传播和说服效果，但是，其应用的角度和方向应该予以特别的注意和防范。

2、如何在表达权力的再分配中与社会原有权力结构形成一种协同共治的新模式，是未来传播治理的关键之一

在基于数据的智能化算法推送模式下，媒体与受众从以往的传者主导、受众接收的线性关系，转变为“媒体—算法—用户”三者之间复杂互动的循环关系。而未来机器和人工智能的赋能，又将给现有的循环格局带来更多的变数。如何使算法的推介机制、机器的生产内容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要求相协同， 并形成共治，将成为未来传播的社会治理中构建媒介新实践的起点。对算法推荐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直接推动着新传播生态系统中重要行动者——平台媒体的崛起，基于算法的平台媒体其传播什么、引导什么已经成为当下受众三观形塑的重要来源。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对平台算法治理的研究，在法治的前提下明规立矩，破除其流量至上的经营逻辑和迎合偏好、固化偏见的算法逻辑，努力使得“算法崇德、机器向善”。

3、人的尺度：判别未来传播发展的技术形态、传播规则、创新发展的价值准则

以人为本”，既是未来传播的核心逻辑，也是判别传播领域未来发展是否有价值、能否健康可持续的价值准则。

首先，要看未来发展中所创新出来的传播技术和传播形态以及传播规则，对于人的社会连接的丰富性有没有改善，对于人和人之间信息的流动性有没有提升。因此，能够促进信息的流动性，提高连接的丰富性的传播产品、技术形态、制度规章和机制构建，才是有价值、有未来的传播。

其次，要看这种传播技术、传播形态或传播政策是否能够扩大人的社会实践的自由度。因为媒介本质上是人体的延伸。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形态看得更远、听得更远，能够促使人们不断扩大实践半径和实践自由度，那么，这些传播技术和传播形态、传播规则的发展和创新就是具有着巨大的未来发展价值的。

最后，还要看创新的传播技术或传播形态能否化繁为简，是否能够有效提升人对于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控制力。符合这一要求的传播技术和传播形态就是那种能够提升人的主体性的技术形态，就是社会进步和价值准则所倡导的方向。

结论

发端自欧洲三大源流的传播学历经经验主义、技术主义和人本主义三大经典范式，在新媒体时代到来的今天面临新的范式革命。我们必须通过重新思考“媒介”的概念厘清未来传播学范式变革的基础、方向和具体路径。

参考文献

传播学